原创

春天也失去了鸟语花香!好想把你藏在胸前的口袋,

慈禧太后在李鸿章劝说之下,恩准了申请——她这一次倒英明,等到数十年后庚子国变的时候,恰好是电报让这个老东西及时逃出了紫禁城。
这一条闽台电缆用得相当久,日据时期也用,二战时期也用,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一直到1949年把它截断。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他从19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走遍台海两岸,爬梳资料,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前后近30年,其中波折不可历数——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到了1881年的时候,中国的几大重镇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报网络;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津沪电缆”横贯华北,使电报业“军转民”,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功用转向民用赢利事业。最初只在直隶活动的天津电报总局也在两年后改组成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正式成为官营企业,统筹全国电报事务——看清楚,已经是企业了,不再是衙门。
龚照瑷拿下孙中山之后,立刻给总理衙门拍了一封密电,说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已经被控制住了,请总理衙门迅速回电指示下一步行动。孙中山被抓只是万里长城第一步,从伦敦到北京千里万里,如何把他绕过英国人耳目活着带入境内,还是个难题。
不知道那些议员如果知道这封密电还是袁大总统亲自操刀辛辛苦苦翻译的,是否会稍微宽宥一二。民国电文虽多,像这封由一国总统亲手译成的,却是极少见。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密电翻译,委实干系重大,不可不慎。
柯尔把纸条送到康德黎手里的时候,已经是10月17日晚上,孙中山已经在使馆被拘禁足足七天。康德黎自从孙中山失踪后,急得几乎发疯,四处奔走不得要领。一直到柯尔送来纸条,康德黎才确认自己学生被软禁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大姐元和嫁给了昆曲名伶顾传玠,二姐允和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周有光结为连理,三姐兆和的夫君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小妹充和则远嫁了外籍汉学家傅汉思……每一对都是琴瑟和鸣,相守情深。虽然不比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的富贵逼人,但张家的后代也自多几分闲逸的诗情乐韵吧。
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但密陈督抚,勿声张”,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伪诏”!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既然是“伪诏”,又何必要执行呢?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丁日昌如此举动,是有深刻原因的。就在丁日昌就任的前一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和3000打着探险队旗号的陆军于四月入侵台湾。因为消息辗转迟钝之故,等到清廷收到消息派林则徐的侄子沈葆桢赴台援救的时候,当地居民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已然战死,日本的龟山都督府都修了一半了。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以伍廷芳代替。伍特意发出通电,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这份通电的范围只及各省督军;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陆荣廷、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其通电题头就是“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范围不出广东一境。一般情况下,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图个舆论宣传。
说句题外话,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任巡抚以后,他的儿子丁惠衡因为斗殴惹出了人命关系,潜逃不归。新到任的两江总督奏请朝廷合议此案。后来这案子还没等最后了结,这位两江总督就被一个前捻军将领刺杀而死。一时凶手的动机众说纷纭,有说是兄弟恩怨,有说是湘军内讧,有说是谋逆倾轧,还有人就怀疑这次刺杀案是丁日昌主使的。后来这个主张被主审官郑敦谨驳回,因为丁日昌一贯行事端正,这次儿子出事,他大义灭亲,亲自押着儿子来自首,说他买凶杀人根本没有证据。
有趣的是,吴佩孚的上司曹锟却与他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直奉开战初期,奉军大举入侵,曹锟听了弟弟曹锐劝说,本无意开战,奈何麾下众将群议汹汹,几乎酿成兵谏。尤其是吴佩孚,已经用电报把奉军骂的狗血淋头,若不开战,这脸面往哪里搁?
于是到了9月20日,康有为把兵变计划留给梁启超与谭嗣同,自己只带了一个仆人坐火车前往天津,打算坐海轮到上海去。巧合的是,袁世凯也是这一天坐火车回天津,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心思杀荣禄,在火车上有无见到康有为,就不得而知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叠屋架床,啰嗦得很,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科举出身,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
为了规范经营,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后增为《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上呈于李鸿章,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最后强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政府不得干预,并且提出除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要先付钱后发电。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至此,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
10月19日,康德黎雇了思德兰公司的密探,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察,把中国使馆严密监视起来,并人手一份孙中山西装短发照片。到了第二天,总理衙门的电报才算是发到伦敦,指示英国公使不惜一切代价把孙中山送回国内。龚照瑷气得把电报撕的粉碎,大骂国内颟顸官僚——这时候外面众目睽睽,甚至还有激进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馆三楼,撬开木板,救出孙中山。他已经错过良机,没办法把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
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一字记之曰“长”。篇幅越长越好,词藻越华丽越好,用典越雅越好,讲究悬河千里一泻汪洋的气势。比如民国六年直系四督对段祺瑞落井下石,发布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其中有一段说:“(曹)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
惠斯通对电报的兴趣,始于19世纪30年代。当时电报机的理论雏形已经出现,欧洲科学界各门各派都在致力于制造出实用化的电报装置来。惠斯通出身声学专业,在一开始走了点弯路,研究了足足好几年如何让声音实现长距离传送,却屡次失败,一直处于苦恼中。直到1837年许林格来英国演示他的磁针电报,惠斯通这才如醍醐灌顶,如梦初醒,转而把注意力放到了电学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应用。许林格回国后不久便染病去世,改进电报机的接力棒便交到了惠斯通先生手里。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孙中山早闻马格里之名,这次居然能见到本尊,不喜过望,开始大谈中国洋务与维新问题。他先夸奖了李鸿章一番,然后又说中国如今在国际备受欺凌,皆因不重视洋务的缘故,中堂大人孤掌难鸣,须早变民主云云……马格里与邓廷铿早有计谋在胸,也只由着他慷慨激昂。
盛宣怀把谈判结果拿给李鸿章看,很快得到了批准。中国在沿海的旱线权益至此收回,如果用史书口儿来写的话,就是简单一句话:“折冲月余,丹人为之气夺。”
凭借这一次漫长的电报谈判所收获的权利,海旱线相接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快凸显了出来。1882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费收入为6万余两;5年后上升为41万余两;又5年达63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

理事衙门名义上是由上海道的官员担任主审,外国人担任陪审,实际情况恰好颠倒过来:只要是涉及到华洋争议的,都是外国人把持着大权。所以丁日昌特意致函负责理事衙门业务的麦华佗,要求开审此案。
而丁日昌借着这个案例,跟诸国公使作了一个约定:你想设置专线,好商量,在海里随便你怎么扑腾,但就是不准你把线接上岸来。这个旱线约定后来在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正式形成了法规。这些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最后长辛店一战,奉系大败。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而是被骂败的。
英国鬼子咆哮如雷,中国大员脸上无光,可是下边人是照章办事,也不好太过追究。于是只好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修改章程:“合约各国公使、水陆提督、领事官等为国家之电音往来,均作一等电报,仍照四等电报核算报资”,“皆照中国一等官报看待”,“按照投报之先后次第发递”,这个事才算最后了结。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谈判期间,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既是为了联络方便,也是示以诚意。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曹锟在保定犹豫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亲自写了封电报给吴佩孚:“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秘书一看,这全是大白话,就问曹锟要不咱们给改成文言文吧,曹锟大手一挥:“甭改了,就照这个法。”吴佩孚接到电报,大为放心,遂安心指挥作战。
警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倘若等到塔维抵达帕丁顿,再转乘别的火车离开伦敦,就会让缉捕变得极其困难。他们最初打算用马车传讯,可马车的速度岂能赶上火车?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忽然想到了连接斯劳车站与帕丁顿车站的新型电报。虽然大部分警官对电报是什么还懵懂无知,不过死马当活马医,事急从权,也只好拿这东西来试试看。

据统计,清末的中文电报房每分钟大概可以发出20~25个华文明码。每一份电报的费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内都按照七个字收费,七字以外另外结算。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就此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它甚至还没满月。这一事件从此也让那些洋行商人们收敛了许多骄横之气,知道在中国到底还是不能太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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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碗搜枯肠,

和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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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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