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直走到上帝面前为止。

1793年,法国查佩兄弟俩在巴黎和里尔之间架设了一条230公里长的托架式信息线路。这两兄弟也是第一个使用“电报”这个词的人,但这时候的“电报”,还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电报相去甚远,只能传递一些极为简单的信号。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康德黎最开始想去找参赞马格里帮忙,结果在宅邸里扑了一个空。他没办法,只能去苏格兰场报案,却未被受理。后来柯尔再次传递消息出来,康德黎这才知道马格里是这起拘禁事件的主谋,龚照瑷已经打算下周递送孙中山出境,假称他是个疯汉。康德黎没办法,直接去了使馆,威胁说此事已报告给苏格兰场与外交部,使馆却拒绝承认内有孙逸仙这个人。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
于是慈禧一怒之下意气用事,再加上毓贤、刚毅等满族大臣屡屡谗言,她竟然准备依靠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最后竟干脆地干出了对英、法、德等“天下万国”宣战的可笑愚举。
就在这时候,一位拜访者及时地出现在他面前。他的名字叫做威廉·福瑟·吉尔库克。
威妥玛跟雷诺是同胞,约翰牛都个性倔,非要拧着来不可,死活要把电线接上陆地,这个举动惹怒了广东的一群贾界好汉——七十二行。
此役丧权辱国,颟顸之至。不过电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清政府尝到了远程遥控的甜头,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是从光绪十年开始,在军机处建立电报档案,光绪帝亲自下旨将电报视作公文来对待。同僚之间的电文往来,被称为“电牍”,给皇帝的电报奏折则称为“电奏”。
清廷筹划津沪线时,承办方是大北公司,而中方负责验收大北代购电报材料的就是郑观应。郑观应拍着胸脯跟李鸿章保证,津沪线不成自己不领薪水,颇有庞令名抬棺决战的气魄。
按照通常的惯例,绝交书应为日文,由清国驻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再加密,拍发国内。可汪凤藻拿到的绝交书,却是已经译好的中文稿件,而且译得四骈六丽,流畅无比,无一字疏漏。
要知道,牵涉到切身利益的时候,商人们是很猛的。曾经有这么个故事,英国公使巴夏礼有一次急等国内一条重要电报,可却迟迟不见送来,一直等到电报发出3天后,这份该死的电报才送到巴夏礼手中,气得堂堂公使大人满头是包,当即责问中国政府是怎么回事。总理衙门追问电报总局,电报总局又追问分局,哪知回报上来,好悬没把巴夏礼给气乐了。分局理直气壮地回答,按照规定,这条重要的外交电报是按“四等寻常商报”算钱的,所以理应和其他“寻常商报”一样,排在一等官报、二等局报和三等加急加费商报之后发送投递。晚了?活该!
轮船很快就租好了,木笼子也订得了,可偏偏发去国内总理衙门的电报,却石沉大海,再无回应。龚照瑷急得团团转,有心早早把孙中山送走,又没有正式命令,只能命令译电员守在电报机前,随时等着复电。
1912年,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撞到冰山后,船上报务员焦急地发出了求救电报:“SOS,速来,我们撞上了冰山。”这时美国客轮“加利福尼亚号”就在几英里之外,但是这条船上的报务员正好不在电报机旁,因此没有收到这条信息,本来很有可能获救的上千人为此白白丧命。经过这场惨剧的刺激,从此全世界所有的轮船都开始执行全天候的无线电信号监听制度。
饶汉祥最后一次知名通电是在1925年。当时东北大将郭松龄已经决意反奉,特意去请饶汉祥来帮忙写檄文通电。饶汉祥先开始有点犹豫,郭松龄大怒道:“你怎么知道我日后当不上总统?”饶汉祥这才从天津跑到滦河,起草通电,讨伐张作霖。
在这一年里,丹麦的电报房运转正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弱国无外交,沈秉成无可奈何,至此已经无法管束制约。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他这一死,引起了不少惋惜。同月29日《顺天时报》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有言说:“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南方当然对此乐见其成,谭浩明、谭延闿、陈炳焜、莫荣新、田应诒、刘显世、唐继尧等西南联军将领全体出马,纷纷不吝声援。一时间整个南方连绵通电,与吴佩孚互通声息,声势惊人。吴佩孚更不客气,他把所有声援的通电都转发给各地报馆,让全国人民都看看他一呼百应的气势。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黄遵宪一生追求诗界革命,早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这样的全新主张,反对清诗几百年来的拟古倾向,主张“旧风格含新意境”,用旧瓶装新酒,描摹现实。有他一力推动,晚清诗坛为之一澄,时人誉之为“诗史”。
中国知识分子的激烈手段,不外乎伏阙上书之类。远有海瑞给嘉靖的直言上疏,震惊海内;近有康有为,联合了十八省三千多位举人公车上书。从方式而论,这些上书皆是手书奏折,递送入朝,无论海瑞还是康有为,均概莫能外。
这封电文先历陈一下自己前几个月来回奔走又要取消帝制,又要保全袁世凯,希望从中求得转圜云云,表明自己已是仁至义尽;然后话锋一转,批评袁世凯对宣布退位没有诚意,扣定了他不仁在先,为后面反袁的举动张目。随后“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这是这封通电的精妙之处,一下子把陈宦拔高到了为四川请命的道德高度,不是我陈宦想对不起你,而是你袁世凯对不起四川老百姓。你对我个人是很不错,我感恩戴德,只不过我还得为四川老百姓着想,所以不得不与你断绝关系。这一篇通电逻辑清楚,立意高标,政治上和道德上无懈可击,让人击节赞叹。
为了规范经营,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后增为《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上呈于李鸿章,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最后强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政府不得干预,并且提出除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要先付钱后发电。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至此,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来到使馆来找邓廷铿,打算一起去探望老乡。邓廷铿把他先稳住,说下午两点再去,先招待他吃了个饭。酒足饭饱之后,邓廷铿拉着孙中山,引荐给参赞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
于是,老佛爷也学起经元善,开始用电报来玩政治手段了。
他这一死,引起了不少惋惜。同月29日《顺天时报》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有言说:“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是家中长子。他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出身,曾经做到湖北盐法武昌道,跟当时的天下第一抚臣、北洋领袖李鸿章私交很好。
如果不出面辩诉,那就是承认自己非法建线,这种官司就算打到女王面前也是输定了。千错万错,就错在自己谁也没告诉,到头来哪国法律也帮不上忙。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饶汉祥那封通电蛊惑人心的效果越大,等到张学良现身以后,精神上的反作用力就越强。他卯足了劲儿打出的骈文拳头,最后全招呼到了郭松龄的身上。结果一听少帅亲来,郭军士气立刻一落千丈,上到将领,下到士卒,谁也不愿意跟张学良过不去——我们打仗本来是为少帅,现在少帅反而打我们,这算怎么回事啊?
没过半个月,一代枭雄病死了。据说他死前口称“他害了我”,不知是指太子袁克文,还是指这个背信弃义的陈宦。当时有一副陈说此事的对联:“筹安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其实汤芗铭、陈树藩两个人只是凑中药名的填头,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个“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陈宦。
小小的一个“马”字,一个老粗军阀的无知,却成了这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虽然说这件事阴错阳差之间,实在只能让人无语了……
袁世凯翻译完以后,不顾腰酸背疼,先通读了一遍,不禁愣在那里,他没料到黎元洪下了这么大决心,竟要用苛烈手段来直接把张振武正法。他立刻让梁士诒把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几个心腹叫来商议。袁世凯唯恐自己翻译的密电有错误,误解了黎元洪的意思。梁士诒建议说不如回一份电报给武汉,让黎元洪确认一下。这一天袁世凯就没离开府邸,一直等到15日凌晨,黎元洪复了一份电报回来,这一次用的是明码,没那么多四骈六丽,只简单地说“元电(13日)确系本人主张”云云。袁世凯这才明确地知道黎元洪的主张,当即签署了一份处决令。
这位两江总督的名字大家也许都能猜出来了,没错,叫作马新贻;而那位刺杀他的人,叫做张汶祥,这件案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
气坏了的张兆和憋了半天,只好吐出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恨恨而去了。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也是有道理的。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

当时伦敦人把这个新奇玩意当成是科学奇迹的一次展示——当然,它也仅仅只是一个奇迹罢了,就连投资的爵士都没对其抱有太大信心,权当是资助科学研究罢了。这种乏人关注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845年,才极具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

要知道,一名毫无科学基础的画家想去研制当时已经算是高精尖技术的电报,其难度绝对远远大于我们今天大学生文科转理科,更不要提莫尔斯那一年已经41岁了。但是成功者与凡庸者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智力上有多大的差距,而在于他们有没有勇气和毅力把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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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Comments

宾碧克曼
在你的生命中就会有些许涟漪,
你哭

相思树下,

万帅
也许欢乐只是一个过程,
是一
离去的都是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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